王荣欣:劳工运动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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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荣欣  (中山大学)
 
      本文详细评述了Beverly Silver的著作《劳工的力量》。全文分成五个小节:劳工运动的历史分析、劳工研究的方法论、劳工运动与四大修整(空间修整、产品修整、技术修整和金融修整)、战争与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与政治。本文重点分析了此书与Giovanni Arrighi研究的关联。文章最后提出如何运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来解释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初步设想。
 
      《劳工的力量》(西尔弗,2012;Silver,2003)一书出版于2003年,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Beverly Silver,她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浓厚的历史感。这本书注定是劳工研究领域的必读书。
      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具体描述某个国家的劳工运动,也不是单独解释某个行业的劳资冲突。作者自陈此书的核心前提之一是:要想彻底理解当代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需要在一个跨越更长时期、更广地域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我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新奇之处如何进行判断,这将决定我们如何评判劳工运动的未来。那些认为劳工运动或将终结的人,往往认为当下这一时期是全新、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已经完全重塑了工人阶级和(或)劳工运动在其中运作的领地。相比之下,那些期望重新出现劳工运动的人则倾向于认为历史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断重复出现的动态特征,包括劳工和资本之间持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西尔弗,2012:4,31;Silver,2003:3,25)。作者较倾向后一种观点。
      作者想回答的问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运动为什么会堕入低潮?为什么会陷入全球范围的危机?作者认为,“在一个经过改良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尽管劳工运动的力量得到调节,但这一调节的方式中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僵局。这一僵局注定会导致另一场世界范围的危机”(西尔弗,2012:202-203;Silver,2003:161)。作者接着说,“这场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起初,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美国霸权的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末,这场危机已经转变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的危机”(西尔弗,2012:202-203;Silver,2003:161)。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矛盾没有解决,或许表面的平静预示着强劲的爆发。
 
     一、劳工运动的历史分析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来,资方和劳方的劳动其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资方追求利润,劳方要求保障劳动安全和基本的生活体面。劳工可以罢工,资本也可以“罢工”。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的很多资本转移、投资到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的资本和其它资本进入中国。资本的高度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力维护工人权利,因为一旦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资本完全可以转移到其它地区,这就像一场突破底线的赛跑。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吸引资本投资,竞相放宽、降低劳动保障的标准。劳方的谈判能力由此降低,劳工运动进入低潮。
      这是解释当前劳工运动陷入危机的一种理论,但作者并不完全赞同。她在此书尝试用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全书共有五章,主体部分是第二、三、四章。第二章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David Harvey的空间理论和“空间修整”(spatial fix)的概念。第三章运用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提出“产品修整”以及“技术修整”。第四章借鉴意大利社会学家Giovanni Arrighi的金融扩张理论,提出“金融修整”。作者利用这四大修整,来分析劳工运动。第二、第三章虽然不乏局部的创新,但最令人震撼的无疑是第四章关于劳工运动的历史和政治分析。阅读此书不妨先从第四章开始,其实第四章的主体部分也是最先写就的,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阿瑞吉、西尔弗,2006年)第三章。
      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劳工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劳工运动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其时工作阶级(working class)首次变成工人阶级(working-class)。但1848年的革命失败了,劳工运动也被镇压下去。本书的副标题是“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1870年以前的历史较少讨论,所以劳工运动兴起的这段历史就被作者忽视了。1873年至1896年的经济大萧条为劳工运动的发展再次提供了一次契机。这波劳工运动高潮难以被镇压,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已有大幅增长。联合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国际也已经于1889年成立。
度过经济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迎来从1896年至1914年的“美好年代”。工会、工人阶级政党也同时得到迅猛发展,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20世纪初英国工党的成立。统治阶级为了消解阶级对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形成跨阶级的联盟。比如扩大选举权,让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政治。又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尽管主要是中下阶层受益,但形式上是全民的保障。Silver称其为“国家的社会化”。
      国家社会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为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动员这些工人(也是公民)参加对外扩张的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新的“公民宗教”。为了换取工人阶级的忠诚,国家自然要增加他们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国家统治阶级实施的跨阶级同盟是很有效的。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支持各自的祖国,导致第二国际彻底瓦解。
      一战期间,工会、雇主和政府达成“三方协议”,工会不再罢工,雇主也不再敌视工会。但三方协议最难以推行的是金属加工行业,因为“战争工业化”导致军事生产的机械化,直接威胁到技术熟练的工人,所以这些工人都转向了革命阵营。
      一战以后,进入了匈牙利籍社会学家Karl Polanyi所说的“保守的20年代和革命的30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尚存恢复一战前国际秩序的幻想,尝试恢复金本位,但“自由市场没有被恢复,而自由政府却被牺牲掉了”(西尔弗,2012:180;Silver,2003:143)。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后,各国政府推出各种“救市计划”,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苏联的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也粉墨登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工人阶级的谈判能力,因为三方协议持续的时间更长,雇主的让步也更大。另一个后果就是劳工运动与民族解放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民众广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扩大了动员范围和阶级基础,不再局限于中产阶级。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同时也面临声势高涨的强大革命力量。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由此被抛弃,福利国家的模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选项。政府尽力保障充分就业,企业保证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由此也保障了工人的消费能力和产品的销售市场。这就是大众高消费的美国梦。但这种美国梦只有发达国家才承受得起。那么,发展中国家怎么办?美国经济学家Walt Rostow推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第三世界的工人们首先要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奋斗,最后终将步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大众高消费这一纸“社会契约”是政府和公司所难以公开否定的(西尔弗,2012:204;Silver,2003:162)。美国政府重拾“国家社会化”的老路,大幅增加福利项目,但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加速了财政危机。资本也开始“罢工”,选择“用脚投票”,资本本身就是高度流动的,很容易转移到其它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开始出现低迷。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运动也陷入低潮。
在了解完作者对劳工运动的历史分析以后,再返回来读作者的研究方法论可能会更容易理解。
 
    二、劳工研究的方法论
      英国社会学家E.P.Thompson 196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2001)在劳工研究领域影响甚大,尤其是在隔岸的美国。但Silver在书中提到他的次数很少,在引论部分,提到Thompson“认为阶级意识是在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即工人在斗争的过程,发现自身成为了阶级”(西尔弗,2012:40;Silver,2003:32)。但其实Thompson更强调的是共同的体验和文化的因素,并认为当时印刷宣传品的传播也有助于工人阶级达成共同的理念。工人阶级是制造而成的(书名中的making翻译成“形成”并不准确)。由于不重视这一视角,Silver虽在第四章论述了现代劳工运动的形成,但读毕以后,一般读者可能仍对劳工运动形成的具体“过程”还不十分了然。
      此外,Silver将现代劳工运动的形成定格在1873年至1896年经济大萧条过后的时期。但Thompson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是在更早的19世纪30年代前后,劳工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英国宪章运动。Silver利用了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但数据是从1870年开始的,所以限制了作者的研究范围。
      在解释劳工运动时,Silver更强调结构过程,而不是文化过程,由此与Thompson分道扬镳(西尔弗,2012:40;Silver,2003:32)。Silver所说的结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生产资本的转移等。Silver认为劳工斗争的模式不可归因于文化因素,她在第二章分析的20世纪的汽车制造工人的劳工运动在各国都非常相似,但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却各不相同(西尔弗,2012:40;Silver,2003:32)。
      美国社会学者Ira Katznelson和Aristide Zolberg对Thompson的文化解释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Thompson的解释维度过于单一,由此提出了研究工人阶级形成(formation)的四大维度,即(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构;(2)生活方式(即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3)性情倾向(阶级成员在形成群体时,会共享性情倾向);(4)集体行动(西尔弗,2012:39;Silver,2003:31)。Silver也引用了他们的观点,但她在此书只关注第一点和第四点。但其实这四个维度是环环相扣的。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是指“组织起来的社会阶级,通过运动和组织起来,从而影响社会以及阶级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作者在此书并不分析集体行动的全部方式,而只是关注非规范的冲突,亦即越界行动,也就是还没有制度化的抗争。作者认为这些抗争促使资本家或国家进行改革创新,也是理解世界资本主义急剧转型期(例如当下的全球化时期)最为相关的劳工抗争形式(西尔弗,2012:42;Silver,2003:33-34)。
      美国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和Doug McAdam等提出的解释抗争政治的著名三大机制,即认知机制、环境机制和关系机制。认知机制研究的是是行动者个体对事物的认识,环境机制研究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行动者决策的变化。最重要的机制是关系机制,研究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注的是行动者和关系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行动者内部的构成是怎样的,行动的主张如何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即边界如何扩展)(参见Krinsky and Mische, 2013:16)。Silver对此的批评是:Tilly不重视环境机制(比如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在运用关系机制时,又只关注直接关系过程,而忽视了在事件背后发挥重大作用、独立于相关群体和个人的认知意识之外的间接关系过程(西尔弗,2012:39;Silver,2003:31)。
      此书的核心方法论前提是: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政治过程而联系起来。理解世界范围内不同时空下的“个案”是了解劳工运动动态的关键(西尔弗,2012:33;Silver,2003:26)。作者所称的直接关系过程是指行动者意识到、并有意促进个案之间的连结。直接关系过程包括两种形式:扩散和团结。扩散是指处于不同时空“个案”之下的行动者受到有关其它行动者行为及其后果的信息传播的影响。团结则是指跨国的社会网络(西尔弗,2012:33-34;Silver,2003:26-27)。
Tilly所忽略的所谓间接关系过程则是指行动者通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关系链接,它们通过背后的系统过程才联系在一起。这些系统过程包括(针对“系统层面问题”的)一系列行动和反应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强大的劳工运动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至新的地点,原先地方的劳工运动会变弱,而这个新地点的劳工运动可能会增强。那么就可以说,这两个劳工运动是通过间接关系联系起来的(西尔弗,2012:34;Silver,2003:27)。这样的间接关系过程还有很多。
      作者主要利用了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的数据,这个数据库从1870年横跨到1996年。数据来源主要是《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对劳工抗争的报道。本书附录对何谓劳工抗争、罢工等解释得很清楚,也说明了数据收集的程序、数据的信度,读者可以参看。以往的学者对劳工抗争也做过类似的统计分析,并非新事,比如作者在参考文献中所提到的Roberto Franzosi。
 
     三、劳工运动与四大修整
      再回到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区分了马克思类型和波兰尼类型的抗争,并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Erik Wright对结社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的划分。理论分析的逻辑是由于历史资本主义存在着基本矛盾,即无法同时克服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所以劳工运动是无法消解的。
如果私营部门高速发展,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完全商品化。此后,必然面临社会的反向运动。商品化和去商品化是一对矛盾,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两者之间震荡,形成钟摆运动。这是波兰尼类型抗争的分析逻辑。但整本书总体而言主要还是强调的是马克思类型的抗争,对波兰尼类型抗争关注不够。前者通过结社可以实现,但后者恰恰是原先以为最没有力量的那些人所实现的,社会保护运动正是自发形成的。
      作者在书中所利用的四大修整来分析劳工运动:空间修整、产品修整、技术修整和金融修整。这几大修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同时起作用。技术修整主要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变化,主要是流程创新,比如在汽车制造中大量采用机器人。技术修整与当代的后福特主义可以联系在一起,企业从以往的垂直整合(或译纵向一体化)转向分包体系(西尔弗,2012:84;Silver,2003:66)。后福特主义削弱了劳工的谈判能力(西尔弗,2012:18;Silver,2003:14)。产品修整则主要和产品的生产周期相关,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的创新阶段,劳工抗争最少;随着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劳工抗争随之增加。
      金融修整是与空间修整相关的,为了理解金融修整就要回到第二章的空间修整。空间修整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David Harvey,但Arrighi和Silver做了重新演绎。Fix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含义,其一是本义上的“固定”;其二是隐喻上的“解决、修复”。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为了保证利润率,只能大规模进行流动,比如大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作者认为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金融修整(西尔弗,2012:208;Silver,2003:165)。金融修整的概念借自Giovanni Arrighi的“金融扩张”。Silver是Arrighi的第二任(?)妻子,其实本书的很多概念和思想都来自Arrighi。Arrighi曾执教于非洲,结识沃勒斯坦,返回意大利,辗转美国,先是到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大本营纽约州立大学,最后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在一篇题为《资本的蜿蜒之路》(Arrighi,2009)的访谈中[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中文版(阿里吉, 2009)作为“代序”],Arrighi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述之甚详。
      正如Arrighi经常引用的法国历史学家Fernand Braudel的话(金融扩张的概念其实就是来自于Braudel),资本主义一进入金融扩张的阶段,就宣告进入成熟期,这是秋天到了的迹象。按照资本积累的方式,资本主义发展先要经历物质扩张,而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束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掌权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正是金融扩张。秋天是由盛转衰的标志,此时意味着美国霸权已是盛极而衰,走向黄昏。
      Arrighi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阿瑞基,2001),他在书中提出著名的霸权转移理论,即霸权依次经历了从热那亚(意大利)、荷兰、英国到美国的转移,而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第四次霸权转移。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暗示,霸权正从美国转移到东亚(中国)。
      Arrighi在《资本的蜿蜒之路》中曾透露:《漫长的20世纪》最初是想同Silver合著的,并且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霸权,第二部分写资本,第三部分准备写劳工,包括劳工与资本的关系、劳工运动等。但在发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周期模式以后,整个项目被打乱了。于是,《漫长的20世纪》基本写的是自14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Silver因此担负起了有关劳工的研究(阿里吉,2009:13)。
      Silver在此书虽然采用的是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但对Wallerstein也有所批评。Wallerstein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平等分配所导致的核心和边缘国家之间不断重复出现的地理差异的过程(西尔弗,2012:37;Silver,2003:29)。相比于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而言,Wallerstein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半边缘的概念。在前两种理论中,这种中间状态是不稳定的,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仍然是不发达国家。Arrighi等人(Arrighi and Drangel, 1986)曾用数据证明“边缘、半边缘、核心”的三层划分是最能够解释“世界经济”的结构。它们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即使一些国家在这三层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比如从边缘国家变成半边缘国家),但这三层结构仍然是稳固不动的。Arrighi在自己后期的研究已较少采用这些概念。Silver在此书中用得也不多。谈的较多的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宗主国和殖民地等。Silver对Wallerstein的批评是:局部的属性和行为都被当成是某一单位在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产物。更大的体系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让局部层面的社会关系沿着理论预见的路径进行变化。世界体系理论假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功能性,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的劳工运动,则只能提供一幅机械的图景(西尔弗,2012:37;Silver,2003:29-30)。
      作者在最后总结的第五章分成五个小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小节的标题后面全部都加了问号,也就是说作者对这些观点其实是不赞成的。作者其实是强调金融扩张才是劳工运动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正由于此,资本主义的矛盾(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劳工运动是有希望的。
 
     四、战争与劳工运动
      作者在第四章分析了战争与劳工运动的关系。在时间上,劳工运动发生的数量在战争期间明显下降,在战争结束以后,又重新上升。作者是用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的数据来证明以上观点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夕,劳工抗争都在增加,在战争结束后,又有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兴起。宗主国在一战结束以后的劳动抗争规模要大于二战后的劳工抗争。但殖民地正好相反,二战后的劳工抗争规模大于一战后的,并且持续时间更长(西尔弗,2012:159-160;Silver,2003:126-128)。
      在近代,战争需要有劳工的支持,因为参战人员的一大部分就来自于工人阶级。国家在战争时期需要确保劳工和平,从而确保劳工利益。而在当代,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争变得更加依赖于军事武器,对战斗人员的依赖降低,所以发达国家发动战争已不必再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或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也是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的一个原因。
 
     五、劳工运动与政治
      作者所持的观点是劳工运动并不是单一的运动,必须与其它社会运动一起考查。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20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劳工运动促进了旨在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其它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借助劳工运动,使其成为争取经济和社会民主化斗争的一部分(西尔弗,2012:66;Silver,2003:53)。在南非,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工人运动更能够抵抗政府对反种族隔离活动的镇压。南非工会代表大会(COSATU)发现自身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这给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独特的工人阶级视角(西尔弗,2012:76;Silver,2003:60)。韩国1996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罢工赢得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广泛民众的支持。工人被看作是为了普通大众的利益而斗争,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更广泛的斗争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西尔弗,2012:81;Silver,2003:64)。正如西班牙、巴西、南非和韩国的事例,汽车工人有可能在扩大和深化民主化的进程上发挥重要作用(Silver,2003:73;中文版缺译此句)。
      作者在此书着墨于中国劳工运动的地方并不多,仅有民国时期的纺织工人等几处。对当代中国的分析也仅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波兰尼类型的劳动抗争,西尔弗,2012:132;Silver,2003:106),其余分析的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在书中做出的预言,“资本走到哪里,劳工运动就走到哪里”,十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中国正好构成最大的反例。中国是资本转移输入最多的国家,若单从统计数据上看,报纸上所报道的劳工抗争数量我相信并不多。近期较大规模的有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前夕辽宁出租车司机的罢工(西尔弗在第三章说明了运输业劳工抗争的重要性,很多国家的运输工人最早获得了合法成立工会的权利)。总体而言,劳工抗争的数量和中国资本发展的速度显然不成比例。那么,是不是作者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中国通过维稳、劳动调解等方式化解了大部分劳工抗争。
      那么,能否通过世界体系分析方法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呢?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其实是通过霸权转移理论,提出了中国崛起的新解释。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确实是一穷二白。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通过五、六十年的发展,中国如何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这需要回溯历史。Arrighi运用的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方法,详述了中国在历史上如何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维持了地区和平达三百年之久(从日本侵略朝鲜的1592年壬辰之战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间)。在历史上,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仅是防范外敌入侵和防止内部叛乱。今天随着美国的衰落,中国正在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当代中国,维稳是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式。如果能从大历史的角度,结合Arrighi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包括霸权转移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劳工运动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将会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作者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广东省管理创新和发展研究会会员)
(文章原载于《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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